厂区最后一盏钨丝灯熄灭那晚，我的扳手在工具箱里生了红锈。月光淌过车床的沟槽，铁屑堆成的山丘在阴影中坍缩，像被抽走脊梁的巨兽。
粮本上的蓝戳越来越密。妻子把酸菜缸挪到阳台上，腾出地方糊火柴盒，纸壳划破的伤口总也赶不上结痂的速度。女儿把铅笔用到只剩拇指长，橡皮擦成了薄片，她蹲在锅炉房废墟里写作业，雪粒落在发烫的钢锭残骸上，咝咝作响。
老周头把翻毛皮鞋换成胶靴，每天四点去早市支煎饼摊。他总多给我撒一把葱花，”钢厂舌头就爱这口焦脆”，铁铲刮擦铁板的声音，恍惚是当年浇铸钢模的沙沙响。我们这些”老伙计”常蹲在马路牙子上，用搪瓷缸分饮散装白酒，看蒸汽从下水道井盖喷出来，像极了从前淬火池的白烟。
腊月二十三祭灶王，妻子从红绒布里取出下岗证垫桌脚。窗外冰溜子把月光折成七彩，女儿忽然指着说：”爸，这多像你从前熔的钢水花。”她睫毛上沾着面粉，正帮母亲包破边露馅的饺子。
货运站招临时工那天，我摸出工具箱最底层的帆布手套。霜花在毛线缝隙里结晶，掌纹间藏着的铁腥味忽然苏醒，恍惚听见行车铃在冻云深处摇晃。妻子往我饭盒里塞进两个烤土豆，滚烫的，像两颗重新跳动的心脏。
